河北：古建大家的河北情缘

　　在中国建筑史上，河北古建筑数量多、地位高、年代早、时间跨度大。

　　河北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的古建筑遗存，吸引了多位古建大家的到来。20世纪30年代，以有“南刘北梁”之称的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古建大家，到河北进行了大量古建勘查。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的学生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祁英涛等也与河北古建结下了一段段情缘。

　　他们的勘查与研究，不仅使众多河北古建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与保护，也使得很多被历史烟尘掩盖了光芒的遗存得以“重生”。

　　“北梁”：第一个来到河北踏勘的古建泰斗

　　“这一次考察赵州，不单是得见伟丽惊人的隋朝建筑原物，并且得认识研究这千数百年前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

　　1933年11月，赵县。一位著名建筑大师与同事来到赵县考察古建，一眼便被眼前的赵州桥所吸引。

　　他，就是我国的古建泰斗梁思成。

　　如今，赵州桥的古建价值已无须赘言，但当时展现在梁思成面前的赵州桥已经残破，不仅桥面坑坑洼洼，桥西面五道券于明末毁坏，桥东面三道券，也早已在乾隆年间崩落，一直没有修葺。

　　但梁思成却一眼看出了赵州桥的价值。1934年，他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了关于赵州桥的考察报告《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并多方奔走呼吁，终于促使国民政府下达了保护赵州桥的谕示。1936年，梁思成再赴赵县复勘桥基结构，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拟定赵县大石桥修葺计划，虽然该计划其后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搁浅，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赵州桥保护修缮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梁思成与赵州桥的相遇，正值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若非这位古建大家的“慧眼”，这座残破的千年古桥的价值可能还要被湮没许久，甚至还没等受到保护，就已经遭受更严重的损毁。

　　梁思成，中国近代著名建筑教育家、古建筑文物保护与研究和建筑史学家。他1901年4月出生，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1926年回国，1931年加入当时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国内唯一学术机构——营造学社。

　　20世纪30年代，时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的他，发起和组织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抢救中国古建筑的普查工作。

　　赵州桥的发现，便是这次普查工作的重大收获。

　　不仅是赵州桥，借助这次普查以及他所作出的科学评价，河北多座古建得以被重视和保护。

　　其中不得不说的，就是他与正定古城的不解之缘。

　　梁思成曾4次莅临正定考察古建。1933年4月16日，梁思成带着学生莫宗江第一次考察正定。当天下午5时来到正定，他们借住在隆兴寺，当晚便开始考察，直到“天已墨黑，殿里阴深（森），对面几不见人，只听到上面蝙蝠卿卿叫唤”，才回到方丈院晚斋。

　　这次考察原定两周，由于战乱，缩短为7天。7天中，他们早出晚归，经常是踏着“最下几级已没有了”的楼梯，爬上楼去，然后站在“大部分没有地板”的楼板上“战兢地看”。对于这次考察，梁思成在其整理的《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写道：“今春四月正定之游，虽在兵荒马乱之中，时间匆匆，但收获却意外的圆满。”

　　正定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的古建筑遗存，深深吸引了梁思成。当年11月，他与夫人再次来到正定，这次“留定旬日，得详细检正旧时图稿，并从新测绘当日所割爱而未细量的诸建筑物”。这一次，终于“成图盈箧”，满载而归。

　　通过考察，他绘制了大量古建筑结构图，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建筑结构摄影图片，并确定了许多正定古建筑的建造年代，且对其价值做出了一锤定音的权威科学评价。

　　摩尼殿是隆兴寺的一处主要建筑，梁思成对其评价甚高。他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这样评价：“寺中现存古构中，以摩尼殿为最大、最完整、最重要，它在寺中所占的位置极为重要。”他这样分析摩尼殿的结构：“十字形的平面，每面有歇山向前，略似北平紫禁城角楼，这样式是我们在宋画里所常见，而在遗建中尚未曾得到者。”

　　关于摩尼殿的建筑年代，梁思成考察时发现县志中“竟无只字提到”，但他根据摩尼殿的建筑形制，判断“摩尼殿至少也是北宋原构”。1978年摩尼殿大修，最终证实了梁思成的判断。因为大修时，大殿的许多构建上都发现了墨书题记，记载了摩尼殿建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

　　结合考察情况，梁思成写下《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这一建筑学上的经典文献，这些记录使古城的文化古迹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与保护，也使得被历史烟尘掩盖了光芒的隆兴寺、阳和楼等古建重新为人们所了解。

　　1952年，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利用暑假再次带着学生来到正定，考察测绘古建筑。仅隆兴寺的摩尼殿就绘图几大本。

　　1963年，已经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的梁思成又来到正定，此次考察，他提出很多权威性宝贵意见，为正定文物保护指明了方向。

　　“南刘”：三次踏查河北古建筑

　　在梁思成1933年正定考察之行两年后，另一位著名建筑学家经保定、安平、定县、曲阳，于1935年5月来到了正定。

　　他就是营造学社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文献部主任刘敦桢。

　　刘敦桢，中国古建筑学科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与梁思成并称“南刘北梁”，二人是公认的中国古建筑学的开山之师。

　　刘敦桢生于1897年，湖南新宁人。他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回国后曾创建第一所中国人经营的建筑师事务所——华海建筑师事务所，先后任湖南大学土木系讲师、中央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等。后受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文献部主任。

　　1932年秋，为了实现自己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理想，刘敦桢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和丰厚的收入，前往北平，全力投入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

　　在营造学社，刘敦桢在深入研究文献的同时，与梁思成分别带领学社同仁到野外进行古建筑的实际测绘调查。

　　在正定，刘敦桢调查了隆兴寺内各个殿宇楼阁,并走访调查了正定城内的其他古建筑。

　　他对开元寺钟楼评价最高，“惟东侧钟楼，乃珍贵罕见之宝物……就我个人的印象而言，开元寺的钟楼实在是不可多睹的国宝建筑。”

　　他还在笔记中写道:“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正定隆兴寺的藏殿，洵然在外观与结构上,不愧为国内古建筑中的有数杰作……在结构方面尚不免有少数顾虑不周的缺点，但开元寺钟楼的比例能尽量发挥雄健之美，表示出一种刚健而有力的建筑风格。”

　　不过，令刘敦桢感到遗憾的是，“可惜它下部的飞檐业已锯短，上层梁架也被后人换掉，否则给予我们的快感，又当如何？”

　　1989年，开元寺钟楼两层落架得到复原性修复，它的一层梁架被认为是晚唐建筑。在1935年，当时国内尚没有发现一例唐代木构建筑。刘敦桢对钟楼的认定十分审慎，既没定唐末也没定五代，而是放在了“似宋初建筑”。

　　当时古建筑年代的鉴定原则，一般坚持宁可稍晚也不过早，这个原则被坚持至今。

　　事实上，正定之行，已是刘敦桢对河北古建筑的第二次详细踏查。

　　自1934年秋开始，刘敦桢与研究生莫宗江、陈明达、赵正之等，曾以平汉铁路为中心，先后三次踏查河北古建筑。

　　第一次踏查始于1934年9月下旬。这次踏查中，他们先来到定兴县，调查城内元大德十年所建的慈云阁。后又到县西二十五里的同里镇，测绘调查石柱村北齐标异乡义慈石柱。随后又经过燕故都北部，至易县逗留近半月，先调查测绘城内开元寺，及西关外千佛塔、圣塔院塔（现荆轲塔），后赴县西兴隆庄测绘清西陵及附近的净觉寺、双塔庵诸塔。归途自易县至涞水，调查测绘城内大明寺，及城外西冈塔、水北村唐石塔等。

　　在此期间，他们还曾赴涞水西北石龟山遵化寺及釜山灵泉寺两处考察，并于灵泉寺发现金大定二十二年祖公禅师寿塔，最后由涞水往涿县（今涿州市），调查城外普寿寺和城内智度、云居二寺砖塔（现涿州双塔），返回到北平。此次考察长达20多天。

　　第三次考察是在1936年10月，刘敦桢与研究生陈明达、赵正之先后调查、测绘了涿州、新城、行唐、邢台、大名、磁县等地20余处建筑遗构。

　　在三次河北古建筑考察之后，刘敦桢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了《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河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定兴北齐石柱》《易县清西陵》等著名文章，为河北古建保护和修缮留下多部珍贵、权威的资料。如今，他当年踏查的清西陵、北齐石柱、慈云阁、圣塔院塔、涿州双塔等都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继承者：确立河北古建保护和修缮高起点

　　1949年11月1日，新中国成立仅一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下设的文物局，负责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1950年初，随着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较大规模的野外考古及古建筑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同年7月，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负责组建的首次规模较大的关于文物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团体，勘查团分考古、古建两组。

　　担任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组组长的刘致平，曾是梁思成在营造学社的得意门生，而担任古建组副组长的莫宗江，当年曾跟随梁思成和刘敦桢多次考查河北古建。

　　从1950年7月21日至8月31日，雁北文物勘查团对雁北地区进行了为期40天的实地勘查，在接近尾声的8月29日，勘查团来到正定，勘查了隆兴寺、阳和楼、华塔、青塔、天宁寺木塔、开元寺。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但刘致平在《古建组勘察总述》中写道：“在正定只有数小时勾留，然所见七八百年以上木建筑近20余所，可谓不虚此行矣。”在整理勘察纪要时，刘致平还特意将正定的古建筑与花费较长时间勘查的大同古建筑一起整理出《大同及正定建筑勘察纪要》，其中提到“转轮藏殿三间六椽，正方形殿，三重檐九脊，斗拱五铺作……现殿之楼板、楼梯全毁，屋顶朽坏，宜加修葺”。

　　通过此次勘察，刘致平还将应列为国宝的建筑列成《重要古代木建筑勘查表》，其中就包括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阁、慈氏阁、开元寺钟楼。

　　1952年，为掌握一些重点地区重要古建筑的情况，以便安排保护维修，文化部又派时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的罗哲文和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组组长祁英涛前往包括正定在内的河北地区进行古建筑考察。

　　最终根据《雁北文物勘查报告》和1952年专家考察后所反映的情况，依据勘察报告中所反映的正定隆兴寺转轮藏阁、慈氏阁的重要价值、残破状况及“宜加修葺”的保护意见，经科学研究论证，文化部将这两座建筑列入全国首批重点修缮项目之列。

　　在转轮藏阁的修缮方案制定中，朱启钤、梁思成、杨廷宝、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陈明达、罗哲文、俞同奎、祁英涛、余鸣谦等这些当时中国古建领域的权威专家激烈争论，反复斟酌。

　　其实，不仅是正定隆兴寺转轮藏阁和慈氏阁的修缮，河北很多重大文物保护项目都得到了这些古建大家在理念上、技术上的指导和支持。

　　1979年，时为清华大学古建学教授的莫宗江来到涞源阁院寺，经过精细测量、察看，详细记录、认真分析整个建筑群，莫宗江最终出具了详实、权威的报告：文殊殿建于辽应历十六年（公元966年），寺内其他建筑，是明、清重修或改建的。考察后，他还写下了《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为该古建的保护和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涞源阁院寺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山海关长城城墙屡次因不明原因倒塌，重修后再次倒塌，一度形成了业内熟知的“山海关长城常倒常修”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罗哲文组织了多次长城修复论证会议，反复与当地文物部门专业人员共同探讨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1976年，最终破解了有关城墙土质黏度、土砖固性等施工难题，经过精心设计，治愈了“山海关长城常倒常修”的顽疾。

　　河北许多重大文物保护项目的实施，比如山海关、金山岭、紫荆关等长城关隘，正定隆兴寺、广惠寺华塔、开元寺钟楼，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保定开善寺、直隶总督署……都凝结着罗哲文的智慧和心血。

　　而祁英涛自1952年8月考察了河北南部主要古建筑后，在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亲身参与河北历史建筑的保护：1952年11月，他重点测绘了赵县安济桥及隆兴寺转轮藏殿；1954年9月到1955年8月，他投身转轮藏殿落架大修工程；1957年，他又主持了慈氏阁落架大修工程；1977年至1980年，主持了摩尼殿落架大修工程……

　　河北古建队伍的建设、经验的学习积累，都是在很高的起点上进行的，不得不说，这与这些古建大家对河北古建的持续关注和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相关

　　历史上的

　　营造学社

　　参与河北古建前期调查和保护的古建大家，绝大多数都是营造学社的成员。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学社并不熟悉，但它对中国古代建筑复兴所起的作用，却一直影响至今。

　　营造学社成立于1930年，是近代第一个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术机构。

　　营造学社的创办人名叫朱启钤，生于1872年。朱启钤从政经历丰富，北洋政府时期，曾官至代理国务总理。1919年，朱启钤在途经南京时，在当地图书馆意外发现北宋李诫所著建筑术书《营造法式》手抄本，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当时朱启钤正在从事一些建筑工程项目，这意外的收获令朱启钤大喜过望。

　　由于书籍在多年的传抄中出现了很多错漏，朱启钤便着手在学者的帮助下对手抄本进行勘校，勘校后的《营造法式》一书于1925年印刷出版。

　　后来，朱启钤把其中的一套送给了著名思想家梁启超。1925年，梁启超将该书寄给了在美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信中，梁启超希望梁思成能够研究一下祖国的古代建筑。

　　从清朝末期起，人们热衷于西式房屋，中国古建筑渐被冷落。更为悲哀的是，当时在世界建筑史上，几乎见不到“中国古建筑”身影，西方人甚至不知道或者根本不屑于知道中国的建筑智慧。

　　但翻阅图书后，梁思成“在一阵惊喜后，又带来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原来这部巨著竟像天书一般，无法看懂。”但他还是毅然改变了主攻方向，从此倾注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古建筑。

　　1925年，朱启钤私人出资，成立“营造学会”，旨在研究建筑文献和中国传统建筑样式。1930年2月，“营造学会”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

　　在朱启钤的感召下，营造学社集聚了当时国内各学科领域最优秀的专家：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建筑学家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还有考古学家李济、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建筑学家林徽因、杨廷宝等等。

　　从营造学社的人员名单不难看出，营造学社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并不仅仅拘泥于技艺层面，而是将其置于大文化、大历史背景之下，与众多学科结合在一起，进行透视和解剖。

　　除了释读《营造法式》，他们急切地对全国重点古建筑进行调查、测绘和研究。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成员们遍访15个省，22个县，测绘、调查2000多座建筑，基本摸清了中国建筑自辽至清的演变轨迹，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许多名扬海内外的珍贵古建筑，如赵州桥、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都是由营造学社首先发现其价值的。

　　更惊喜的是，1933年，梁思成到正定调查古建筑时，在转轮藏阁殿楼上，竟然发现藏殿上部的结构有与《营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拱。以此为起点，营造学社通过对一个个古建筑的调查测量，逐步破解了《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密码。

　　不仅如此，营造学社在成立之初还对抢救“样式雷”图档作出了巨大贡献。“烫样”是古代建筑模型，曾是建筑师与皇家沟通的工具。雷氏家族祖孙七代主持清宫内务府样式房，掌管皇家建筑的设计和施工，中国现存的许多文化遗产都出自雷氏家族。当时雷氏后裔因生活困顿四处兜售“样式雷”图档和烫样模型。为防止这些文物流落国外，朱启钤首先出资收购，并呼吁各界筹款，买下这批国宝。此后数年，营造学社一直致力于搜集散佚市面的“样式雷”图档，然后转交北平图书馆收藏。

　　1946年，由于财力枯竭，营造学社不得不停止活动。为了使中国古建筑的薪火得以延续，梁思成与营造学社同仁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和中国建筑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