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那些冷静的人，我有太多情感。比起那些放纵的人，我有太多理智。这正是我的不幸。”这是一位哲人对自画像描述，我亦深有同感。
认识自我、表达自我、描述自我是人类共有的灵魂冲动，是人性自觉的体现。但是，我的自我认知似乎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表达，于是我将它付诸画笔。
《无声中的窒息》，郭桢水墨作品
高明潞先生看了我的《窒息》组画之后说：我从没有见过中国人这样画自画像……这样画出了痛苦的灵魂……
“绘画首先是震撼人的灵魂，而不是愉悦人的眼睛，不是色彩和构图的游戏。”这样言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就出现在现代画展的前言中。而时至今日，我隐隐感觉到，我在的作品中强调的直接和力量，对灵魂痛苦的赤裸表达，使不少观者产生了窘迫与尴尬，我回国接触到最多信息就是“要忘却，要放下，要美好!”
这种建议自然是善意的，也有其多方面的根源。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中正平和，君子如玉。即使是面对毁灭和灾厄，面对最深重的黑暗与痛苦，也要保持温润宽厚的风度，个人内心的痛苦与挣扎是要被遮掩、被消解的，是一种完美人格之上的“瑕疵”；而作为女性，更是要温婉顺从，能够忍受一切现实和感情上的苦楚，能够以孝女、贤妻、慈母的姿态包容所有世俗的伤害。一个“好人”，尤其是“好女人”，是不应该恸哭嘶号、将自己的伤痕示人，引发他人不快情绪的。我们的情感世界，即使千疮百孔，也要在生活的表层镀上吉祥喜乐的金漆。“痛苦”总是被千方百计地加以避讳、美化。这种文化上的惯性，也不期然地影响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表达与接受。
毋庸置疑，“每一代艺术家和每个层面的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理想。”世殊时异，代有不同。从当代艺术的倾向来看，消解作品的深度和重量感，创造更加明丽轻快、赏心悦目的艺术品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而沉重的艺术则变得越来越鲜有人欣赏。观众们更加愿意在画布或者装置中看到一场笔墨或者概念的机智游戏，即使是讽刺和批判题材，也要以轻松诙谐的形式缓和其沉重与辛辣。艺术家和观众在创作欣赏的过程中都不必直面黑暗，不必体验活体解剖般的灵魂自省。整个艺术活动都是轻松宜人的，仿佛一种新鲜有趣的消遣娱乐，看不到血泪，听不到撕裂心灵的悲戚之声。
当然，诙谐与机智并不意味着浅薄，喜剧也是伟大的艺术，但我们不应忘记悲剧的意义与存在。作为女性艺术家，我在艺术启蒙的阶段，有幸看到了珂勒惠支的作品。罗曼罗兰说， “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最伟大的诗歌” 她用强烈的黑白对比，描绘了悲惨而严酷现实，直面饥饿、死亡、呼号与挣扎，在世界艺术上留下了锋利的一笔。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此之“幸”，不是谓幸福，而是在存亡之际迸发出的强劲的生命力。在国家和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中，苦难越是重压，艺术家灵魂愈加深刻有力，生命空间所受到伤害和疼痛，在艺术的空间得以酬惠，放射出最激动人心的光辉。在珂勒惠支的作品面前，你会领悟，“艺术是灵魂本身在摇撼着灵魂，而那一切外在的形式就是灵魂的符号”是灵魂的“悟”。 是一种超越时代、超越种族、植根于人类集体记忆深处的崇高力量。
历史不会回流，我们身处的时代迥然不同与珂勒惠支、梵高的时代；我们的艺术家所经历的人生也不同于在传统中倍受推崇的八大、徐渭等人。虽然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时期都曾经是“当代”，但每一个“当代”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我们体验、思考和表现的是前人没有经历的、后人不可能体验的东西，一切艺术评论之前必须首先明确这个问题。
艺术是个体生命的表达方式，所谓的当代的人，不是被传统述说的人，不是被意识形态言说的人，不是被词汇转述的人，不是被形式语言取代的人，不是被文字迷惑翻译过的人——“她”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有她自己的喜、怒、痛、爱、悲、恨。她的成长经历、性格特征、对美学和文化的认识等等，都会对她的审美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事物都是个体生命精神生长的“母体”。 对于当下而言，即使我们拥有更多的传统经典和文化渊源，但是，假如没有个人生命体验的经历和转述，那也不过是一个形式的空壳。
作为一个50年代出生的华裔女性，我经历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变革，也承受了许多这个年代女性的生存压力。每个时代的人都必定承受生活的磨砺，每个人的心灵上都有自己的划痕，这是人类无以回避的命运，没有对生命价值的虔诚就决不会有如此深刻的印记。
《窒息》系列共有八张，窒息不同于疼痛，但剧烈的疼痛足以使人窒息。
我的生命中，从笃信自己的伴侣，到一步步清楚地看到人性自私冷酷的极限，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就像燃烧着的蜡烛一样，向上升腾又向下流淌，这个腐骨蚀心过程不仅仅承载着我个人的情感悲剧，也承载着人性中情爱的悖论和残缺。
《女儿经》系列作品之一，郭桢水墨作品
《女儿经》系列中有更多梦靥般的挣扎。人类世界，只有男人和女人两种人，而在这两种性别的人里，东方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仅仅是母亲、妻子和女儿的身份，而“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权利恰恰被剥夺了。西方也有哲学家这样断语 “一个好的起源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一个坏的起源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女人的风韵和淫荡之间几乎没有距离。“生命的重负与无声的承载”是中国女性普遍遭遇的社会性问题，她们在痛苦、悲情、传统、现实、存在以及生死的纠葛中溺水般沉浮着。用我的画笔将她们描绘下来，或许形貌丑陋，血肉淋漓，但却真实有力，是我最深刻的记忆与呼声。后来人审视我们时，想必也愿看到我们真正的喜怒哀乐，看到我们灵魂最真实的形貌。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从纵向上对比，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时代。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许多艺术家将艺术创作目的从再现某种真实的“情感”，转为将艺术创作看作启发人们思考和体验自己的心路历程的方法。但如此自由的时代，我们反而举目不见心灵之光，人性的嘶鸣被谐谑之声掩盖，硬性的规矩条框被拆卸，软性的囚笼却使我们酥软麻醉，无力发声。
史铁生先生曾经说过：“写作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开始写作时往往带有模仿的意思，等你写到一定程度了，你就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写作与灵魂生活是完全合一的。于此同理，如果你的绘画与你灵魂的探求和倾述不搭界，那将一辈子是个模仿他人的习作者。
无论是窒息还是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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