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画家范曾诉收藏家郭庆祥名誉侵权案日前一审判决，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判郭庆祥侵犯范曾名誉，赔偿7万元人民币。郭庆祥12日在上海对记者表示，不服判决，将提出上诉。（6月14日《中国新闻网》）
看到这则消息，我不由为郁达夫先生抱不平，苏雪林在她的文章里把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才子贬得一无是处，甚至骂其为“色情狂”，倘郁达夫没做烈士，又能长寿到今天，大可以到昌平区法院起诉苏雪林（如果苏雪林同样长寿的话），好赚几万元买书钱。
我又为白烨感到有些遗憾，这位向来谁也不招惹的批评家“无缘无故”被韩寒骂得关了博客，到现在还有苦难言，他真该学学范曾，抽个空到昌平区法院告韩寒一状，让韩寒把赛车挣的钱都赔个精光。
然而白烨并没有去告韩寒，他恪守着文人的底线，知道艺术争论要靠笔头说话，文人的脸面要靠文章挣回；郁达夫先生即使健在，也不会去告苏雪林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人，决不会想到文人打打笔仗，会把口水洒到公堂上，——试想一下，假如郁达夫递个状子把苏雪林告了，那无异于小孩子外面受欺负了回家找爹娘哭诉，郁达夫将被因此钉上“无德无行”的标签，而这事也将成为千年万年的文坛“丑”话。
我不是法律专家，不想评价诸如“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虚伪”等贬损的词汇是否构成名誉权的侵害，也不想去讨论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尺度怎样把握才是适当，我只想就文艺那些事不客气地说：范曾胜诉是对文艺批评的扼杀，倘或二审仍是这个结果，中国的文艺批评将只有“捧抬唱”，从此可以休矣。
毛泽东曾将文艺批评比喻为“浇花”和“除草”，如果我们剔除了其内含的“极左”文艺思想，那么就必须得承认，这话今天仍有意义，它形象地指出了文艺批评扬弃的功能。也就是说，文艺批评必然包含表扬和批评两个方面。中外古今，在文艺界混，哪有文人不挨“刀”，要是受了几句批评都向法律讨个说法，则法院也不必审别的案子了，恐怕连“院”子外都挤满了文艺界人士。
即如范曾，诚然被人“骂”了，可他何尝没“骂”过别人。在范曾和黄永玉打笔仗的时候，他写过一篇题为《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的讨黄檄文。何谓“蝜蝂”呢？是一种小虫子，柳宗元的《蝜蝂传》以之比喻那些欲壑难填、贪得无厌的小人。仅从题目看，就已经比“虚伪”等词“凶狠”许多了，而文章又不厌其详地从十五个方面大批黄永玉的画品人品，骂其“薄情寡义”、“灵魂丑恶”，我很想知道，这样的批评，会不会造成黄永玉“社会评价的降低及精神痛苦”？黄永玉没有说，我们不知道，但另一位大师沈从文倒是在《读范曾揭发大字报有感》一文中，对到过沈家不超过十次的范曾，竟在大字报里罗列了他“几百条”罪状一事，明确表示过“感到十分痛苦”。
我不禁要问，如果郭庆祥侵害范曾名誉权成立，那么范曾侵害黄、沈二人的名誉权是否也当成立？虽然黄、沈二人并没有因此起诉范曾，但范曾在起诉别人的时候，何至于如此理直气壮？我要说，法律之外，“举头三尺有神明”，那就是天地良心、道德人格。
[作者：三刀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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