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跃进（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全面论述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总体要求，并就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等做了全面部署，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古为今用、再创中华文化辉煌的宝贵资源。1981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同年年底，恢复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业务。此后四十年，我国在古籍的再生保护、系统整理、深度研究以及推进古籍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取得了辉煌成绩。
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郑振铎先生在主持编纂《古本戏曲丛刊》过程中，深感国家统一协调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参与发起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他所参与组织的古籍整理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结出丰硕成果。我后来参与了《古本戏曲丛刊》最后四辑的组织编选工作，对这部跨越68年的超大型项目之可贵、建设过程之不易体会尤深。在工作实践中，我切身体会到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更深刻认识到古籍保护整理工作需要顶层设计、要有统一领导，也有几点体会与建议。
首先，在细致准确地摸清海内外古籍家底的基础上，建议约请各行专家做好中华古籍善本总目的叙录撰写工作，体现新时代的学术水准，为古籍数字化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十几年前就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古籍普查登记、人才培训、数字化建设等一系列实施方案，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总目的初稿编写，为全院古籍保护、开发、利用等提供了制度保障。据我所知，古籍编目工作已全面部署，而古籍善本叙录尚需组织协调。
其次，完善管理制度，制定行业规范，改进评价标准，坚持不懈地、全面系统地推出一批优秀的古籍整理著作，不断组织专家修订完善，最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威读本。通过这些学术活动，可以有效提高全社会对古籍整理工作重要性、特殊性的认识，还可有效推进古籍整理专业人才的培养。
再次，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原则，打破局部壁垒。现在，各个藏书机构都视古籍为珍宝，一些稿本、孤本、善本等，藏在深闺、秘不示人。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发生意外，这些孤本可能就永远消失不存，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用起来才是最好的保护。建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协调各部门将所有存世稿本、孤本、稀见本等统一编目，分门别类，系统影印或组织整理、协调出版。这不仅是为学术界服务，而且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充分利用古籍，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没有各级组织的统一协调，没有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上述工作很难完成。这让我们再次认识到顶层设计、集中管理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瞻远瞩，就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意见》是一项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部署。做好这项工作，不仅会强有力地促进古籍工作全面发展，更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王美莹、杜羽、李晓东、周洪双、王斯敏 光明日报通讯员 徐梦玲）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5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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