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与中华文化共同体

文|潘岳
      中华诗词的传承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精辟阐述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2014年，国家领导人在与北师大师生座谈时表示，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强调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其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在各个重大场合大量引用古诗词和现代诗歌——很多引用堪称“神来之笔”。今年3月4日，中央再次对新时代文化文艺事业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华诗词是中华文明之道的重要载体之一。所谓道,就是精神,就是境界，就是原则,亦是规律。在传统社会中,大到国家制度、施政方针,小到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古代圣贤典籍中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如商道，如茶道，如医道，如剑道。这些,在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中华诗词既有万物起源的哲学之道，也有人伦纲常的人本之道；既有天地君亲师的孔孟之道，也有知行合一的阳明之道；既有“幡动心动”的禅学之道，也有“源头活水”的理学之道。一个“道”字，联通了国与家，心与理，上与下，进与退，体现了从容有度，体现了中容和，体现了中华哲学之精髓，使我们代代传承从不中断。

       中华诗词与国家政治教化密切相联。两千多年前，《诗经》就以风、雅、颂三种体裁评价政治。“风”是沟通上下、“雅”是探讨得失、“颂”是弘扬美德，都与国家政治高度相关。周代设有采诗官，汉代设有乐府，都把诗词纳入政治教化体系的总体架构，体现了国家政治与优雅诗性的完美结合。

      中华诗词是社会整合互动的特殊纽带。中国人相信“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用“温柔敦厚”的诗教整合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家族。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从城市到乡间，文人雅士以诗会友、唱和酬答，把本来容易为精英阶层垄断的文化普及到整个乡土社会，用文化而非利益为纽带实现社会的整合与互动，促进了人文社会的形成。

       中华诗词是人们安顿身心的精神家园。尽管古人强调诗词的政治性、社会性，但并不否认诗词的根源在于人性与人情。爱情、友情、家国之情通过诗词的真情、深情和至情予以充分表达。中华文化强调责任伦理，尤其是经史，说的都是家国天下的责任，对个人感情说的不多。但诗不是。它既有家国天下的宏大，也有个人感情的精微。可以说，诗词体现的个人精神世界正是家国天下的另外一半。没有这一半，另外一半也不完整。

      从统战角度，谈谈中华诗词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关系。
      先举几个小史例。
      耶律楚材是蒙元的政治设计师。他先是契丹的王子，又当金朝高官，后为蒙元所用，和南宋汉人没半点关系。他随成吉思汗西征到新疆时，写下的诗却是：“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身为马上征服者，他心中的“故园”却是汉地的“梨花深院”，抒发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原士大夫的乡愁。这里的中原，不是仅指汉人或者汉文化，而是为各个兄弟民族所共同体验的审美境界和精神情调。这些情调里天然蕴涵了中华文明滋养下的个人对待和平的态度、对待政权的态度、对待取舍进退的态度。这种精神情调的一致，是塑造文化认同的根基。后来，耶律楚材劝成吉思汗用儒家体系治国，又引荐丘处机劝诫成吉思汗停止屠城，也许正是这种精神文化认同。我们当然不会夸大诗词的作用，因为仅靠审美情调无法塑造民族共同体，而要靠更深远的制度安排。但若没有精神情调的契合，建立制度会困难得多。诗词创造的是情，正是情的融合为理性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再说远一点，我们今天吟诵的许多著名诗词，都是由少数民族的诗人们写的。比如写屈原的元曲名句“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就出自著名元曲家贯云石之手。贯云石并不是汉族士大夫，而是维吾尔贵族（高昌回鹘），但他写的屈原，比汉人写得都好。毛主席晚年反复阅读的金陵怀古名词“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其作者是元人萨都剌，出身于世代传经的伊斯兰教士之家。中华诗词可以证明，不同族别、不同宗教的人，是可以理解和热爱同一种境界的，是可以融入和创造同一种文化的。中华文化从来都不只是汉族的创造，而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大家共同创造、共同继承、交流圆融、共情无碍，达到真正的文化融合。尤为宝贵的是，这个文化的融合，并不是在汉人王朝强大的时候通过政治压力产生的，而是在汉人王朝衰亡时由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自觉主动选择的。历史上，这样的选择发生了多次，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化共同体。
      如今，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各种思潮观点大行其道。国际上，有着中西文明之差异；近处，有着台独、港独和藏疆分裂之逆流；身边，有着新阶层新诉求之涌动。中国文学家们应该敏锐地体会到，时代的表象越是多元与分化，时代的主题就越指向塑造和凝聚文化共同体。
      用什么来凝聚？领导人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诗词复兴的根本动力，正是回应这一时代最深沉的需求。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文化具有跨越种族、宗教和政治分歧的强大生命力。中华文化的“经”传递的是信仰，“史”传递的是经验，“诗”传递的是情怀。历史上，很多观点不一乃至相左的人，只要有共同的情怀，总能彼此理解，乃至惺惺相惜，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人文精神，认同共同的文明底色。诗词中蕴含的哲学智慧、情感艺术、气度神韵，正属于这文明底色。只要认同这个底色，不论走多远，相距多远，终会相聚，终会回归。
      新时代呼唤着文学家们运用艺术的形式，把中华文明的底色铺陈好。在各种思想分歧的利益群体身上，在海内外的华裔青年身上，在那些与我们共享一个文明的各个民族身上，唤醒大家共同的历史记忆。新时代迫切需要一场“文化复兴”。诗词的复兴，可以作为先声。欲民族复兴，可先复兴中华文化；欲复兴中华文化，可先复兴中华文学；欲复兴中华文学，可先复兴中华诗词。
      第一，要弄清楚复兴什么样的“诗词”？诗，尤其是继承中国古典精神的诗，是传承中华文化最好的载体之一。所谓“古典”，并不是拘泥于格律之类的古典形式，而是要承载着古典的精神。可以有格律，可以没有格律，只要它有古典的“诗意”，就是诗。
      古典的诗意是什么？不仅是吃点饺子舞点龙狮的民俗，不是纯粹风花雪月的吟咏，而是要体现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历史精神，尤其是能够回答当前现实问题的历史精神。比如，多元与一体的问题，个人与家国的问题，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中庸和极端的问题，开放与融合的问题。这些看似矛盾的两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都有自己的回答。文学家们要想传播中华文化，首先应读懂历史。历代著名的诗人，大多有着深厚的史学哲学功底，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实践。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千载之后还能击中人心，是因为他们写出的困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唯有如此的历史精神与现实担当,今天与未来的诗词才能有更多的真作者真读者真影响，才能和当前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充分结合，才能承担起文化复兴排头兵的重任。
      第二，诗词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诗词创作中，“为谁创作、为谁立言”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领导人指出，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进入新时代，怎样让诗词更加贴近群众，真实地描绘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怎样找到诗词走向群众的有效形式和途径？怎样帮助人民群众提升古典人文素养？简单说，这是个上下贯通的问题，亦是个雅俗共赏的问题。一方面，如何使精深的诗词通俗易懂地走向老百姓，让大家耳熟能详；一方面，如何使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下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能主动追寻、学习、尊重古典诗词的深奥，应是我们每个诗者的共同责任。
      第三，诗词创作要助推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纵观一部世界史，大国的兴盛、民族的复兴，绝非经济实力代表一切，必须依靠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支撑。中国诗人历来有诗酒为伴、仗剑天涯的真豪迈，更有家国天下、社稷黎民的大关怀，有修齐治平、力挽狂澜的勇担当。在中国大而未强之际,在中国青年尤需强化家国责任之际,在中国社会更需厚植人文情怀之际,在中国必须向世界说清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的和平文化基因之际，中国更需激活并提升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化素养与精神气质。中国诗人们首先应做文化引领者，其次应做道德表率者，即以“明德引领社会风尚”。

       当然，诗文界还有不少问题迫切需要探讨。如新诗旧诗如何贯通？如中国诗与西方诗如何互鉴？等等。这些都留给专家们继续讨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的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解读好这首大气磅礴的史诗，需要从根上讲清楚“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这是文化传承创新的大课题。我们将以更加充沛的底气，集结诗词的伟力，为国家和民族“培根铸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神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