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史——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

　　『坛经』为慧能大师所说，弟子法海所集记，这是『坛经』自身所表明的。过去，以明藏本『坛经』为唯一的『坛经』。到了近代，炖煌写本（斯坦因五四七五号，编入『大正藏』卷四八）发见了，日本的兴圣寺本，大乘寺本等出版了，『坛经』的研究，进入了一新的阶段。一般以炖煌本为现存各本中最古的本子。『坛经』（以炖煌本来说）是否慧能所说呢？

　　胡适（民国十九年，一九三０）出版『神会和尚遗集』，以炖煌本为最古本，主要为神会（少部分为门下）所作。宇井伯寿（一九三五）『第二禅宗史研究』，立场比较传统，除去『坛经』中的一部分，其余为慧能所说。关口真大（一九六四）『禅宗思想史』，对宇井伯寿那种办法，不表同意，另从传说中的『金刚经口诀』，去研究慧能的思想，而以『坛经』为代表神会的思想。柳田圣山（一九六七）『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以为「无相戒」，「般若三昧」、「七佛二十九祖说」，是牛头六祖慧忠所说，鹤林法海所记的。神会晚年，把他引入自宗，由门下完成，约成立于『曹溪别传』及『宝林传』之间（七八一──八０一）。『坛经』到底是否慧能所说，法海所集所记？还是神会（及门下）所造，或部分是牛头六祖所说呢？我不想逐一批评，而愿直率的表示自已研究的结论。

　　东山门下的开法传禅
　　　

　　禅宗到了唐初，忽然隆盛起来；禅法的普遍传授，确是使达摩禅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因素。禅法传授的重大演变，如杜□『传法宝纪」说：
　　「慧可，僧璨，（脱一字）理得真。行无辙迹，动无彰记。法匠默运，学徒潜修。至夫道信，虽择地开居，营宇立（原误作「玄」）象。存没有迹，旌榜有闻。而犹平生授受者，堪闻大法，抑而不传。……及忍、如、大通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密来自呈，当理与法」。

　　据『传法宝纪』所说，弘忍以下，禅法开始为公开的，普遍的传授（这含有开宗立派的意思）。这种公开的传授，当时称之为「开法」，「开禅」，或称为「开缘」。在早期的禅学文献中，留下了明确的记录。属于北宗的，如『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金石续编卷六）说：
　　「忍传如。……垂拱二年，四海标领僧众，集少林精舍，请开禅法。……谦退三让，久乃许焉」。

　　垂拱二年（六八六），离弘忍的去世（六七四，或说六七五）约十年。法如为弘忍弟子，是临终时侍奉在身边的一位。法如在嵩山少林寺开法，『传法宝纪』也说：「垂拱中，都城名德惠端禅师等人，咸就少林，累请开法，辞不获免。……学侣日广，千里向会」。但法如开法不久，永昌元年（六八九）就去世了。

　　法如去世后，在荆州玉泉度门兰若的神秀，就起来开法接众，如『传法宝纪』说：
　　（神秀）「然十余年间，尚未传法。自（法）如禅师灭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遂开善诱，随机弘济。天下志学，莫不望会」。

　　神秀开法传禅的盛况，也如『大通禅师碑』（全唐文卷二三一）说：
　　「云从龙，风从虎；大道出，贤人睹。岐阳之地，就者成都；华阴之山，学来如市：未云多也！……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过也！尔其开法大略，则专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持奉楞伽，递为心要」。

　　神秀在玉泉开法的盛况，极为明确。『宋僧传』（卷九）「义福传」说：「神秀禅门之杰，虽有禅行，得帝王重之无以加者，而未尝聚徒开法也」（大正五０·七六０中）。『宋僧传』说神秀没有聚徒开法，是与事实不符的，这大概是曹溪门下的传说！

　　与神秀同时，而多少迟一些的，有安州玄赜。玄赜也是弘忍门下，是弘忍临终时侍奉在侧，为弘忍建塔的弟子。玄赜的开法，如『楞伽师资记序』（大正八五·一二八三上）说：
　　「（安州寿山大和尚讳赜）大唐中宗孝和皇帝景龙二年，敕召入西京。便于东都广开禅法，净觉当即归依，一心承事。两京来往参觐，向（经十）有余年」。

　　玄赜在景龙二年（七０八），受则天的礼请，净觉就在那时归依。从参觐十有余年来说，大概七二０年前后，玄赜还在两京开法。净觉是『楞伽师资记』的作者，为玄赜的入室弟子。净觉继承了玄赜，也在两京开法，如净觉在开元十五年（七二七），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李知非所作『经序』中说：
　　「净觉禅师，比在两京，广开禅法。王公道俗，归依者无数」。

　　神秀门下，『楞伽师资记』列举了普寂、敬贤、义福、惠福──四位禅师。其中，普寂（开元二七年卒──七三九）为神秀门下最杰出的禅师，『南宗定是非论』说：「普寂禅师开法来数十余年」（神会集二九０）。『宋僧传』（卷九） 「义福传」也说：「普寂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载，人皆仰之」（大正五０·七六０中）。从法如到普寂（六八六──七三九），北宗禅在两京开法的盛况，可说到了极点！

　　弘忍门下，还有智诜，也曾受到则天帝的礼敬，住资州德纯寺，长安二年（七０二）去世。智诜的再传弟子无相，人称「金和上」（宝应元年──七六二去世），住成都净众寺。如『历代法宝记』（大正五一·一八四下──一八五上）说：
　　「无相禅师，俗姓金。……后章仇大夫，请开禅法，居净泉（众）寺，化道（导）众生」。
　　「金和上每年十二月、正月，与四众百千万人受缘，严设道场，处高座说法」。

　　这是东山下净众寺一流。『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也说到；「无住……游蜀中，遇金和上开禅，亦预其会」。并说这种开禅的法会，名为「开缘」（续一四·二七八）。

　　被称为「南宗」的慧能门下，在京洛大开禅法的，是神会，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二八三）说：
　　「能禅师是的的相传付嘱人。已下门徒道俗近有数（应脱落「十」或「百」字）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纵有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

　　「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就是神会自己。在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左右，神会还没有开法。神会是天宝四年（七四五），因兵部侍郎宋鼎的礼请而到东京（洛阳）的。天宝八年（七四九），神会在洛州荷泽寺定宗旨，但法难就来了，如『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续一四·二七七）说：
　　「因洛阳诘北宗传衣之由，及滑台演两宗真伪，与崇远等持（原误作「诗」）论一会。………便有难起，开法不得」。

　　神会在被贬逐（七五三）以前，还不曾开法。直到安禄山作乱，郭子仪收复两京（七五七），神会才以六祖付嘱人的资格，大开禅门，如『历代法宝记』（大正五一·一八五中）所说：
　　「东京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檀场，为人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

　　　坛经的原始部分

　　弘忍以来，有公开的开法传禅。传授的方便，彼此都有所不同，但有一共同的形式，那就是戒禅合一。第二章指出，道信法门的特色之一，是菩萨戒与禅法的结合。第四章中，曾列举南宗、北宗、净众宗、宣什宗──东山门下的开法情形；南宗与北宗，明显的达到了戒（佛性本源清净）与禅的合一。这是历史的事实，一代的禅风。了解一般开法的特性，就知道『坛经』也有这一部分──大梵寺说法。这一部分，现有的『坛经』不同本子，在次第上，文句上，虽有些出入，然分析其组成部分，是大体相同的。炖煌本的次第是：
　 「善知识！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善知识！总须自体与受无相戒。一时逐慧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
　 「今既归依自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
　 「既发四弘誓愿讫，与善知识无相忏悔三世罪障」。
　 「今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受无相三归依戒」。
　 「今既自归依三宝，总各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大梵寺说法部分，不是一般的说法，是公开的开法传禅，是与归戒、忏悔、发愿等相结合的。明藏本说：「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大正四八·三四七下）。「开缘」，正是开法传禅的别名。

　　宣什与净众宗的开法，没有详细的记录流传下来（『历代法宝记』有金和上开示三句的大意）。神秀有『大乘无生方便门』；神会有『坛语』；慧能有『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开法，是不止一次的。无论是神秀，慧能，神会，或其他禅师，每次开法，特别是开示法门部分，不可能每次都是一样的。如每次同样，那就成为宣读仪轨，失去了开法的意义。『大乘无生方便门』（现有炖煌出土的，四种大同而又多少增减的本子，就是不同一次的开法，不同记录的例子），『坛语』，都不是神秀与神会的著作，而是一次一次的开法，由弟子忆持其共通部分而记录下来的。慧能的开缘说法，想来也不止一次。现存的是以大梵寺开法为主（这应该是当时最盛大的一次），由门人忆持记录而成。

　　『坛经』现存各本的内容，含有其他部分，而不限于大梵寺说法的。然『坛经』的主体部分，即『坛经』之所以被称为『坛经』的，正是大梵寺说法部分，如炖煌本『坛经』（大正四八·三三七上）说：
　　「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说此坛经」。

　　宋代禅者的意见，也正是这样。如宋道原于景德元年──一００四年上进的『传灯录』卷五（大正五一·二三五下）说：
　　「韶州刺史韦据，请于大梵寺转妙*轮，并受无相心地戒。门人纪录，目为坛经，盛行于世」。

　　『传法正宗记』，是契嵩的名著，嘉佑六年（一０六一）上呈。卷六（大正五一·七四七中──下）也说：
　　「韶之刺史韦据，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说法。……其徒即集其说，目曰坛经」。

　　契嵩曾写了一篇『坛经赞』，是至和元年（至和三年的前二年──一０五四）所作，编入『镡津文集』卷三。所赞的『坛经』内容，是：「定慧为本」，「一行三昧」，「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无相戒」，「四弘愿」，「无相忏」，「三归戒」，「说摩诃般若」，「我法为上上根人说」，「从来默传分付」，「不解此法而辄谤毁」 （大正五二·六六三上──下）。契嵩所赞的『坛经』内容，就是大梵寺说法部分，次第完全与炖煌本相同。这是炖煌本『坛经』，为现存各本『坛经』中最古本的明证。古人心目中的『坛经』，是以大梵寺说法部分为主体的。所以现存的『坛经』，应分别为二部分：一、（原始的）『坛经』──「坛经主体」，是大梵寺开法的记录。二、『坛经附录』，是六祖平时与弟子的问答，临终付嘱，以及临终及身后的情形。二者的性质不同，集录也有先后的差别。在『坛经』的研究上，这是应该分别处理的。

　　『坛经』，尊称为「经」，当然是出于后学者的推崇。为什么称为「坛」──大梵寺说法部分，被称为「坛经」呢？这是由于开法传禅的「坛场」而来。如『传法宝纪』说：「自（法）如禅师灭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历代法宝记』说：「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檀场，为人说法」（大正五一·一八五中）。『坛语』也说：「已来登此坛场，学修般若波罗蜜」（神会集二三二）。当时的开法，不是一般的说法，是与忏悔、发愿、归依、受戒等相结合的传授。这是称为「法坛」与「坛场」（坛，古代或通写为檀）的理由，也就是被称为『坛经』，『坛语』的原因。　坛，有「戒坛」、「密坛」、「忏坛」、「（施）法坛」。戒坛是出家人受具足戒的坛场；慧能、神会的时代，「戒坛」早已成立。开元中，又有「密坛」的建立，这是传授密法，修持密法的道场。礼忏有「忏坛」，如隋智□所说，灌顶所记的『方等三昧行法』（大正四六·九四五上）说：
　　「道场应作圆坛，纵广一丈六尺。……作五色圆盖，悬于坛上」。

　　道场，是行道──忏悔、坐禅等处所。「坛」是道场的主要部分，是陈设佛像、经书，庄严供养的。依天台家所传，忏悔也与归依、受戒、坐禅等相结合。神会的『坛语』，说到「道场」，又说到「坛场」，这是忏悔、礼拜、发愿、受戒、传授禅法的地方。凡忏悔，受戒，传授密法，都有「坛场」。唐代禅者的开法，也在坛内进行授戒、传禅，这就是「法坛」或「施法坛」了。

　　上来的引述，主要为了证明：东山门下的禅法，取公开的、普遍的传授方式，与忏悔、归戒等相结合。所以仿照「戒坛」 （或「忏坛」）而称之为「法坛」、「施法坛」。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弟子们记录下来，就称为『坛经』或『施法坛经』。这就是『坛经』的主体，『坛经』的原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