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林：文昌信仰对于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文 | 刘松林

　　摘  要：文昌信仰在我国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在海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其特殊的现实性和民俗性，使之相较于其它宗教更加自由，更加广泛，除了活跃于庙堂之高外，还根植于中华大地。它不仅融入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同时也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伊始，除了与中国的儒学、道学有机融合之外，也逐步融入到中国文化习俗和精神信仰之中，文昌信仰作为中华本土的信仰文化代表之一，与佛教相互融合吸收，使佛教被广大民众所认知，促进了佛教本土化进程，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

　　一 、引言

　　文昌信仰源自古人对星辰的崇拜，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记载“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重、六曰司禄。”[1]意思是北斗七星之上，有六颗星组成筐形，这六颗星合称为文昌宫。六星各司其职，掌管天下功名利禄，千百年来文人士子莫不顶礼膜拜。随着历史的推进，星宿不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与人间事务密切相关的神性，而且逐渐同被神化的世间人物相参同附会。由于历代帝王的大力推崇，文昌信仰从一个地方信仰演变为全国性的信仰。文昌封为帝君，又称梓潼帝君，当在元仁宗时。[2]此后，历代朝廷皆颁旨各地府县学馆都要建造文昌宫。自元朝的封号出现“文昌”二字开始，原本在民间已有广泛信仰基础的梓潼帝君和文昌信仰逐渐融合，道教不失时机地将二神合而为一。同时期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以来，就和本土民间信仰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随着传统文化的融合，一些民间信仰的神灵也会被寺院供养，成为伽蓝护法。例如崇祯八年，杭州上天竺寺僧心印在寺中钟楼左偏北方向建造文昌祠，并请签事林微初题写祠堂匾额。[3]此后，部分寺院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祭祀文昌帝君，佛教徒一度将文昌帝君视为炽盛光佛的化身。[4]总之，佛教在长达两千年的的中国化进程中，与儒家、道教等本土文化传统互相影响，彼此交融。在这一过程中，兼具三教文化属性而又拥有广泛民间信仰基础的文昌信仰对佛教中国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本文试从两个方面来阐述文昌信仰对于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二、文昌信仰对佛教建筑风格的发扬

　　中国古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古建筑之中，样式最多、分布最广的，除了寺庙殿堂以外，可能就是“塔”了。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每一处人文胜地都有塔的存在。早期，塔为佛教专属建筑，到了明清时期，伴随着文昌信仰的兴盛，一大批兼具实用性、世俗性和神圣性的塔式建筑开始出现，这便是文昌塔。

　　塔，最早是佛教徒用来存放佛陀释迦牟尼或者高僧大德舍利的半球形建筑，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传统建筑体系中并没有“塔”这种建筑形式。随着佛教的传入，塔作为佛教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引入中国，并逐渐与中国传统建筑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高层古建筑。[5]明清两代，天下府县各地官员士绅为祈文运昌盛，亦或为求改善风水，纷纷在本乡倡建文昌塔。这种融合了佛教文化、文昌信仰、教化功能，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建筑开始遍布全国。例如湖南省永州市境内的祁阳文昌塔、东安文昌塔、道县文昌塔，以及塔阁合一的江永文昌阁，俱是修建于明清时期，保存至今。

　　文昌塔的建筑风格和雕刻艺术无疑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文昌塔的建筑上看到浓厚的佛教特征，例如须弥座台基、莲花柱头、相轮塔身、八吉祥图案等，佛教教义中的时空无限、体用相即等理念，不仅影响了中国哲学，也对中国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重视建筑向高空发展的意向方面，这种影响在文昌塔等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建筑是宗教外在的表现形式，从佛塔到文昌塔的演变，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完美例证，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和而不同的发展进程。文昌塔是文昌信仰的载体，承载着祭祀、祈福等宗教功能，其建筑风格和功能体现了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和发扬，文昌塔的大量出现，是佛教逐渐走向世俗化的标志，开始重视信众的现实追求，由此拉近了佛教与普罗大众的距离。对佛教中国化起到了广泛的推广和普及作用。

　　三、文昌信仰对佛教教义的吸收

　　在中国古代,除了儒释道等哲学流派的相关论述之外,还有一类书籍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就是劝善书。劝善书的源头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书，在明清之际发展迅速，其中流行最广的便是文昌劝善书。明清时期，信仰文昌帝君的信众托文昌之名编撰了大量劝善类著述，例如《梓潼帝君化书》、《清河内传》、《文昌帝君阴骘文》、《文昌孝经》、《文昌忠经》、《戒淫宝训》、《蕉窗十则》等。这些劝善书的出现，使文昌信仰的思想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文昌劝善书将儒释道的思想精髓和民间信仰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套劝善劝学、构建和谐社会的民俗理论，从而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加广泛。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中，儒家、佛教、道教都提倡弃恶从善，文昌劝善书则是吸纳了三家思想，以佛道二教的戒律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的道德伦理，可谓“三教融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文昌帝君阴骘文》，《阴骘文》没有教条的空谈理论，而是以文昌帝君的口吻，结合历史人物事迹，以自身示范，对后世读书人进行教化和规劝。又以“因果报应”和“天人感应”为主要依据,用佛教的轮回思想,强调人身难得，广行阴骘,即可得善报。文中“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出自佛教经典《增一阿含经》[6]，意思是世间一切恶行都不要去做，而对于世间的一切善行应当积极奉行，这与佛教戒律中的止持和作持思想是一致的。另外文中不乏“或礼佛念经”、“报答四恩”、“印造经文，创修庙宇”、“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等佛教用语，充满了佛教思想色彩。

　　另外，在清代的文昌劝善书《蕉窗十则注解》中,也代入了佛教理念,例如文中“遇上等人说性理,遇下等人说因果”，与佛教的“三周说法”内涵一致，“三周说法”指的是佛陀为了度化不同根器的弟子，重复三次进行说法。为上根之人直接说明诸法实相。为下根之人说明其宿世因缘，使其领悟。可以看出，作为针对士大夫阶层的著作，此书体现出了一定的思想高度。

　　四、结语

　　中国化佛教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向中国社会文化以及风俗习惯逐步融为一体的过程。文昌信仰作为根植于本土的一种民间信仰, 通过对佛教文化和教义的吸收、结合，使佛教从一种高深神秘的境界变得更加实际，更加注重当下现实生活状况的诉求，体现出佛教伦理的入世倾向。文昌信仰还促进了佛教与儒家、道教的合流，使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特征愈加明显，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宗教形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昌信仰与藏传佛教领袖的互动，使少数民族信众群体的文化交流更加紧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昌信仰的对于佛教中国化的传播作用。总之，在释、道、儒等各家思想多元融汇和多向演化的历史长河中，佛教日益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这一过程中，文昌信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  键  词：佛教中国化；文昌阁；传统文化；儒家

　　作者简介：刘松林，教育学硕士、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会员、青年作家网签约作家、永州市冷水滩区佛教协会副会长。

　　文章来源：《新时代论坛》2024年09期,第90页。

　　参考文献：

　　[1]  天官书.司马迁.史记,2016（01）

　　[2]  黄河上游的文昌信仰.诺布旺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0)

　　[3] 明代佛教寺院僧众心中的民间信仰——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曹刚华.世界宗教研究,2011(04)

　　[4]  卷2.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2006(4)

　　[5] 浅析佛塔对佛教文化传播的作用——以乾明寺塔为例.倘红.文物鉴定与鉴赏,2017(05)

　　[6]  卷1.僧伽提婆.增一阿含经,2018(8)